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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寻根考辨录

  • 樊洪业

         
         时下的中关村,正在涌动着一股寻根热。
        1965年夏,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工作。赴京前的暑假期间,收到了由接收单位发出的报到通知书,那报到的去处是“中关村”。父亲见了很纳闷:儿子去京城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怎么反倒下了农村?
        来到北京,按通知书上的提示,我从火车站乘3路无轨电车到西直门,再转32路公共汽车到中关村。与3路无轨电车沿街的一路繁华相比,32路两侧有相当的反差,车窗前不断闪过的多是“村”景。直到下车,当步入那条十分壮观的林荫大道,两侧楼房尽收眼底时,才发现这是一座城,只是它的大号叫“中关村”。
        进村后的许多年里,我经常好奇地向“老”同志询问中关村的来历,所得到的回答,多是十分简单和万分不肯定的传闻。
        带着猜谜的困惑和期待,当八十年代我转向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时,也就稍带着注意搜集一些与中关村历史有关的资料。
        1987年4月13日的《北京晚报》,在“谈北京”专栏中,刊有丘宝剑的短文《中关村原叫中官屯》,谓此地原叫“中官屯”, 中国科学院单位进驻以后称“中关村”。
        除丘氏文章外,近十余年所见与中关村起源有关的资料,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由有关部门出面组织集体编写的工具书类出版物。下按时序列出书名、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和与本论题相关的内容简介。
        1.《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5月。书中编绘有“民国北平市郊五区、郊六区(1947年)”地图,图中在海淀镇、成府村和保福寺“三角”之间绘有“中关村”。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北京市》,商务印书馆,1991年4月。书中列“中关村”条,释文谓中关村“在海淀区东南部。泛指海淀路东及中关村路两侧地区。原为农地,有小村名中官村,后讹为中关村。”
        3.《海淀区地名志》,北京出版社,1992年9月。书中在“中关村街道办事处”条下,写有“关于中关村的名称来历,一说:清代某中官(宫内官僚,即太监)于此置立庄田,故名中官村,后谐音更今名。另一说:原名‘中官坟’。‘中官’是太监的意思,因该地葬有不少太监,故名。后来区域内居民人数增多,形成小村,人们忌讳‘坟’而改称村并讹为中关村。至清末,‘中关村’这个地名就已广为流传了。”
        4.《北京地名典》,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3月。书中有“中关村路”条,释文谓“中关村一带原为荒地,坟场,菜园……所以称中官村,是因为这里旧时有太监坟地。”
        第二类是在报纸和书刊的个人文章中述及中关村的起源。
        1.《电子一条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收于《希望的火光》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5月。是一篇论文,文中称现在的电子一条街“这个通道,历史上是从城里到海淀镇的通道”,清代的皇宫贵族“就是经过这个通道,从城里的皇宫到皇家园林去的。因此中关村的这一条街,记录了中国古代的文明,也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苦难历史的见证。”
        2.《天清气清科学城》,刊于1989年9月26日《北京青年报》。是一篇报道,文中引述“在中关村街道干了几十年居委会工作的赵老太太”的一段话:“刚解放那会儿,咱中关村地面只有20来户人家,四周是杂草丛生的荒野,西北角是一大片乱坟岗子”。
        3.《从中官屯到科学城》, 刊于1989年10月2日《科技日报》。文中称“中关村本名叫做‘中官屯’。‘中官’为古时太监的别称。这里原本为太监的墓地,一片斜阳枯树绕暮鸦的坟场,孤寂冷寞中散落着几户看坟人家。直至1949年,这里依然是空旷荒凉。不过也有靠拉骆驼或泥瓦匠为生的几户人家,被称做‘穷八家’,在这片穷苦的土地上挣扎、劳作……”
        4. 《“中关村”原为“中官村”》,刊于1993年1月3日《科技日报》。文中谓中国古代朝中官员分为“中朝官”和“外朝官”,“海淀镇的官邸和园林,大多系中朝官员所建。据调查,海淀镇东部的中关村左近,解放前很荒凉,坟地垒垒,暮鸦飞鸣,所葬之人多系海淀镇的中朝之官、尤以中官太监墓地为多,成为此地的一大特色,故而后人将此地命名为中官村,意为埋葬太监等中官的地下村落。”
        5. 《也谈中关村》,刊于1993年2月21日《科技日报》。文中提出中关村原名“中官屯”,“宫中内官、中官住过的‘中官屯’由于房子年久失修而废圮,附近墓坟乱埋,较为荒寂。但其名尚存,路口的小铺墙上仍标有‘中官屯’三字。”(文中间接引述了丘宝剑所述的具体情节)。
        总体来说,上述书籍或文章,与其说是揭示中关村起源的起源,不如说是关注中关村名称的来源。各文所载有同有异。相同之处,不知后者是否引用了前者;相异之处,则是各说各话,不见讨论和辩驳。在关键之处,我们分不清哪些是古籍文献的记载,哪些是当地百姓的传说,哪些是作者的推测。
        第三类文章显系简单辗转抄传者,这里就不占篇幅说它了。


    走访邓乡长 实地话“中官”
        从1990年起,我开始从事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对中关村历史的调查,一度进入我们的工作日程。
        中关村的大变化只是发生在近几十年间,在中国科学院开进之前,世代居住在中关村一带的老住户里,还有很多人健在。因此,我们决定寻访当地的“遗老”,首选对象是当年曾担任过保福寺乡乡长的邓启祥。
        邓启祥,1921年生于保福寺。问他祖上已在此住家多少代,他摇摇头:“说不清楚,反正我打小记事时,是见过‘老祖’(曾祖父)的”。解放初,这一带都属于保福寺乡的辖区,邓启祥在乡里先是当财政委员,后来升任乡长。1955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总务科工作,现在是生态研究中心的退休职工,仍住在保福寺遗迹仅存的一处平房小院里。
        在1992年,从5月到11月,院史工作人员到邓老家中访谈四次,另请他导引我们到中关村重要地段实地考察一次。很可惜也很内疚的是,当时记录不善,又因人员变动和接受其他紧急重要任务等原因,未能及时整理成文。
        直至这次寻根热浪袭来,我又“复习”了一遍当年的记录。今年8月21日上午,我们重访邓老,请他回答了若干问题。为了便于把古今时空联系起来,建议他画一些示意图,未曾想他竟在两天之内,用一张张废物利用的A4打印纸拼贴成一幅很大很大的图,图中或画或注,传递出了当年保福寺乡所辖地区的地界、住户、房屋、坟地、菜地等等“地貌”和“人文”的信息。我实实在在地被感动着,他老人家却略带难为情地笑着说:“掌握不好大小比例,画着画着就接不上位置了。”8月23日,年已八十而精神矍铄的邓老,又一次沿着中关村的重要遗迹旧址为我们做“导游”,丘宝剑、胡亚东两位先生应邀同行,在路上还与另一位“村中遗老”刘惠先生不期而遇。这次实地考察,不仅帮助我们“后来人”大致弄清了中关村前史时期的时空方位,邓老本人也校准了他的个别记忆。
        我们已与邓老约定,要对他做更详细的访谈,访谈结果将收入《院史资料与研究》。按这位老乡长的描述,中关村的当年是这样的:
        
        这里原来并不叫中关村,我们住这地儿的人都是叫它“中官儿”(为简洁起见,下略儿化音,直称“中官”)。中官归保福寺乡管辖。保福寺乡也是解放后的叫法,解放前叫18保。18保下设11个甲。从蓝旗营说起,蓝旗北边是成府村管辖的地界。蓝旗营原来是清代的兵营,边界比较整齐,住户也比较多,按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块分为第一、二、三、四甲。蓝旗营西面就是中官,分为第五甲和第六甲。七、八、九、十甲都在蓝旗营以南,保福寺西庙和东庙都在这个范围内。南界到三间房和白塔庵。再往南往西,就归大钟寺管辖了。保福寺以西的东大院、黄庄一带归海淀管。最后的十一甲是在东北角,蓝旗营以西的三才堂一带,还包括清华园和西柳村,在老铁道西侧,占很小一个角。
        中官分南北两甲,北边是五甲,南边是六甲。整个中官的地界,北边挨着成府,边界是一条东南向西北的斜线,后来修建成府路时才取正为南北向再拐为东西向的。中官的东界是蓝旗营的西门(今科仪中心),南界在现在的四环路南侧。中官西界在临近燕京大学东墙外果园以东(今中关村北路西侧)。五甲和六甲的南北分界在天文台(今微生物所西楼)以北。
        土改时期,五甲有24户人家,有顾、刘、张、吴、侯、徐、高、杨、绳、芥等姓。五甲西北角有菜地。在今北大中关园三公寓之南有喇嘛坟,坟周围三面有松(樊按:邓老所述之“松”,在现场观察多为侧柏。后不一一加注)。现在的中关园和化学所、设计院都在五甲界内。化学所的西北角是乱葬岗子,化学所西面有一松树圈坟,看坟人叫芥德才。
        六甲有16户,有张、杨、尹、姚、王、梁等姓。在天文台楼后,有一松树坟地,坟主姓东,看坟人姓杨,坟前有井。天文台东南有张家,是地主,张宅东面接出一间小房,做了外来户的夫妻店,卖酒、醋、酱油、煤油、火柴等。小店的门脸朝东,在房檐下的右上角处写着“中官”二字。
       
        邓启祥老人说,当年的“中官”就是这个样子。
        他又说,没听说这里有过为朝见皇帝的官员造的房子,这里没住过当官的,连个官道都没有,有的只是庄户人家走的大车道和田间小路。倒是有几处当官的坟头,有看坟人,但不知道都是些什么官。
        他还说,叫“中关村”,肯定是中国科学院来这里盖楼以后的事。


    对“中官聚落”形成的推测
        聚落,是指人类因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某种形式的聚居点。聚落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聚落的形成原因、构成要素、分布形态及历史演变等等。我们应该考察或推测一下作为聚落的中官。
        康熙年间,著名学者朱彝尊独力编成一部《日下旧闻》。日下,指京城,在这里是专指北京的。书中所录有关北京的记载和资料,是从历代各种古籍中淘出来的,全书没有与中官有关的记述。
        在《日下旧闻》问世之后,清廷在北京西北郊开始大兴土木,建造皇家园林。乾隆帝对朱彝尊的书很有兴趣,但很不满足,就指令一批文人学士对此书进行大篇幅地增补和考订,写成了《日下旧闻考》。与《日下旧闻》相较,该书在新增的“国朝园囿”部分,把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后之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等,尽纳其中,对圆明园部分记述犹详。另在“郊垌”部分,则见大量增加了有关圆明园周边地区景物的记述。其中的海淀、皇庄(今黄庄)、蓝旗营、保福寺、陈府村(今成府)等,都在圆明园的南侧,说明书作者是到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这个地区做过实地考察的。
        书中所列的黄庄,原来可能是明代为宫廷产粮的皇庄,清代已废。
        保福寺,是明代兴建的寺庙,有名僧主持,有塔、钟、碑,可能曾有过香火颇盛的时期。
        真正伴随圆明园而新起的,是蓝旗营和陈府村,海淀镇则因诸园的修建而走进鼎盛期。
        海淀镇,在金朝时是京城通向西北方的交通要道,到清代中期发展成为一个集结了有相当数量非农业人口的商业集镇。
        蓝旗营,是保卫圆明园安全的“正蓝旗护军营房”,是满族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兵民一体的军事组织。
        陈府村,在明代已有道教建筑。清代成为乾隆第十一子成亲王寓园的所在地,地名亦改为“成府村”,在圆明园受毁之前,曾盛极一时。
        在周边地区人口激增的情况下,介于这些“发达地区”之荒郊野外的空隙地带,最有可能充当为死亡人口找出路的坟茔地。在成府以南,蓝旗、保福寺以西,黄庄以北,和距海淀镇以东偏北不算太远的这个地面上,分布着大量的坟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中官地段。
        在圆明园衰落之后,其周边地区亦随之衰落,但在农业社会的大背景下,不管是宗教聚落的保福寺,还是军事聚落的蓝旗营,或是集镇聚落的海淀和成府,都将转变为乡村聚落,或是向乡村聚落倾斜。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人口稠密地区的“多余人口”有可能向坟茔区移民。一部分坟茔可能改变为耕地,看坟人可能兼为农民或完全转变为农民。
        聚落地理学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历史悠久的乡村聚落的平面形态呈团聚型,而开发晚的地区则呈散漫型。从邓启祥老人草绘的土改时期保福寺乡地图看,蓝旗营内和保福寺庙殿区周围的居民点是相对密集的,而中官地段内的居民点是明显分散的。这给了我们一个暗示:中官真正形成聚落的时间是很晚很晚的。
        还有一点可供分析,科学院后来在中关村的建设,之所以选择从北区开始,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恐怕很与“中官”聚落平面形态的散漫有关。农户少且分散,安置工作难度小,投入成本低,工程进度快。反过来看,这一带历史最悠久的保福寺,却至今还保存着三片由老居民们世代坚守着的小平房“聚落”。


    关于“中官建园”说
      对中关村前史时期的名称有多种说法,在邓启祥老人的经历中,他只认“中官”。我曾再三询问他:是“中关”还是“中官”?他毫不犹豫而非常自信地回答是“中官”。问他为什么叫“中官”?他又非常干脆地答说“不知道”。
        中官儿、钟官儿、中湾儿、中官坟、中官屯,皆不见经传而多流传于口头。其核心的语词是“中官”二字。中官儿,是“中官”的儿化音。“钟官儿”和“中湾儿”,是“中关儿”的同音或谐音。中官屯,像是中官坟的谐音。
        中官,按《汉语大词典》,有四种解释,一是远古时代的官名,二指朝内之官,三指宦官,四是星位或星区名。其中与中关村的史前传说有关者,是第二和第三种解释。各种关于中关村名称来源的传说,可以概括为二,一是“中官建园”说,二是“中官建坟”说。
        建园,是说中关村因朝中官员在此建园而得名。具体而言,是说清代皇帝住在北面的皇家园林里,朝中官员从城里来朝见皇帝,路途远,很辛苦。因此在今中关村一带盖房,朝见皇帝的前一天就从城里赶过来住宿,以免起大早受奔波劳累之苦。盖房建园的多了,因此成“村”,是“中官”的村,由此遂生中官村。
        我们来考察一下此说的合理性。
        清代皇帝在京城西北郊大兴土木,兴建皇家园林,始于康熙建畅春园(其址与今北大西墙南段隔路而对),接下来是雍正在畅春园以北建圆明园,乾隆接他老爸向东大大扩展,建成了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住舒服了,乾隆爷开始经常在圆明园里设朝听政。后来的几代皇帝也都照此办理。时间一长,皇帝就把圆明园和畅春园附近的一些大小园子赏给王公大臣,以方便他们伴驾议事。嘉庆年间,更把康熙时在明代勺园旧址上建起的弘雅园改称“集贤园”,成为“公寓”,以便让从城里赶来的官员们在上朝前后落脚休息。
        道光年间,魏源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下海淀,下海淀,请事画诺如邮传。未明往返八十里,郎官住城堂住淀。
        去时柳树啼早鸦,宫门晨开扫落花,午归马汗和尘沙。
       
        由此可以看出,不仅是皇帝经常在圆明园设朝听政,军机大臣那一级别的国家重臣也是常在这里办公了(海淀镇老虎洞北侧的“军机处胡同”就是军机大臣们住宿地的旧址),六部官员的“请事画诺”要赶到这里来办。“郎官住城堂住淀”,表明来此办公的官员在待遇上的等级差别。清代,郎官是指六品以下的官员,堂官是指六部中的尚书和侍郎之类高级官员。后者可以“住淀”,系指住海淀。而前者只能住在城里,起大早骑马上路,中午还要赶回去。套今天的级别说,就是司局级官员才有资格住海淀的,处级以下官员是排不上队的。
        侯仁之在《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一文中绘有一幅“清中叶海淀诸园略图”,从图中可见,海淀镇处在诸园以南的居中位置上,与周围地区的空白相比,从其建筑物的密集分布也可以猜测出它当时的繁华。今海淀区公安局所在的那条街上还有“前官园”“后官园”的名称,或许就是当年“堂官”们所住“招待所”的遗址所在。
        官员们来见皇帝或王公大臣,要于前夜投宿,在达到省时省力目标的同时,还要解决食宿供应、人身安全、文件保密等问题,不是随便在哪里都行。因此就有在条件较好的重镇海淀设立“官园”的需要。荒凉的中官聚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起码的一条,如邓启祥老人所述,这里连条官道都没有。没有官道,何以骑马乘轿。如果步行上朝,满身尘土一靴泥,连仪容风纪都没了,那可是大不敬的罪过。
        那个时代距离我们并不算过于久远,如果真的有朝官在此建园,不管是地上建筑,或地下埋藏,总不致踪迹皆无。然而,至今没有任何可以支持“中官建园”的证据。


    关于“中官建坟”说
        另一说,认为缘于“中官建坟”。是说朝官或太监们死后在此下葬,只是对这两者,或是笼统含之,或是各有强调。但不管是朝官还是太监,都是被称为“中官”的。
        按前面的推测,中官聚落的形成,很可能与“坟”有关,但不大可能是专用的太监墓地。据《海淀区地名志》载,恩济庄有清代太监墓葬群(占地30万平方米),玉泉山下四槐居之西有“圆明园太监墓”(占地1667平方米),都是太监们的身后去处。当然,圆明园成为废园之后,离园外迁而在贫病中死去的,清末园内留守的,以及民国以后散落生活在这一带的太监们,在不能正规享受原有墓葬待遇的情况下,有就近择地而葬的可能。
        同样,这块坟地对周边地区的各个阶层人士,都应该是开放的。
        为一地取名,大多与最先在其地活动的人所见到的地面标志物有关。不管是双榆树、五棵松,还是王府井、公主坟,无非都是用了地表一处的某种景观来标示其附近的地域。因此,极有可能的情况是,最早为这里命名的人,是在这里首见的明显标志物是一座或一批下葬了朝官或太监的坟,因此称之为“中官坟”,略去较为忌讳的“坟”字,则为“中官”。
        在我们进行实地寻访的过程中,被知情者指认的旧坟址中,有官员坟,有喇嘛坟,更多的是不知其坟主者,有多处是乱坟岗子,甚至还有一处据说是日寇侵华时期埋了日本人,但却至今没有任何一处被指认为是太监坟的。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当地居民的忌讳而在岁月流逝中失忆。


    科学院选“永久院址”
        中国科学院,是以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原有机构为主要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南京。北平研究院各研究所,分散在北京的东皇城根和三贝子花园(今动物园)内。1950年5月确定研究所调整方案之后,有些南方的研究所须迁进北京,调整后的各在京研究所也都要扩充实验室和办公室,摆在当时院领导们面前最紧迫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在北京为科学院的长远发展选择一个有较大发展空间的科研基地,时称“永久院址”。身任副院长兼计划局局长的竺可桢,曾先后率员到公主坟、卧佛寺一带做过实地踏勘调查,但都没有找到适合的地方。
        1951年1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会议,竺可桢代表科学院汇报1951年度工作计划时,明确提出优先考虑在北京修建近代物理所(后来发展为原子能所)和地球物理所(后来分化发展出卫星设计院)两座科研大楼。预算做了,急需落实建楼地址。
        在建国之初,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邀请专家讨论未来北京的建设规划时,已大致形成了将高等学校较集中地安排在西北郊的共识。竺可桢等认为,科学院的研究基地应靠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已有交通条件和电力条件,使建楼工程和日后科研工作得以迅速走上轨道。而更重要的是,科学院的发展必须借助大学的高级科研人才,地理上的接近,便于学术上的合作交流。
        科学院曾于1950年向政务院报告申请圈用农科所(今农科院)以北至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以南为院址,但未得批准。1951年1月30日,竺可桢从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梁思成教授处得到消息,知上面已批准为中国人民大学和民族学院拨地。院领导即于2月1日开会,决定再向政务院提出申请,结果是批准将大泥湾(黄庄附近)以北、成府以南的4500亩划为科学院用地。院即决定首先在保福寺北侧修建近代物理研究所大楼,于当年11月初正式动工。
        1952年2月,科学院成立建筑委员会,吴有训任主席,陶孟和、竺可桢任副主席,委员有院内外专家严济慈、梁思成、张开济等20余人。中关村科学城的大规模建设即全面展开。


    丘宝剑道破 “中关村”名称由来的谜底
        中国科学院在科学城的优先工程是近代物理、地球物理和应用物理三所的三个大楼,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当时科学院还有四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即近代史所、经济所、语言所和考古所。院领导为了让这几个所离人民大学近一些,打算把它们统统从城里迁出来,于是在近代物理所西南角上盖了四排二层小楼,一个小楼一个所,所以称“四所”。盖这几幢楼,比较简单。1953年4月,近物所刚刚起楼顶,四所才动工。待到这一年的10月,近物所还在装修内部时,四所已经竣工了。
        为四所盖了楼,四所中只来了经济所(语言所有人来过,时间不长就撤回城里),因此至今人们统称此处为“经济楼”。实际上,在中国科学院早期,这里充当了“中转站”。许多研究所的历史上都有在这里周转过渡的一页。尘埃落定之后,最南面的楼是微生物所的行政楼,北面三座多归化学所。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部下面有个地理研究所,解放后由院接收,暂留南京(所本部于1958年迁京),归属该所的《中华地理志》编辑部则在北京工作。1953年10月,刚刚受命出任编辑部秘书的丘宝剑,奉命率“部”开进“四所”,住进了最南面的那一座。在距离楼门口西北不到10米的地方,有一个小店。丘宝剑看到南墙上用石灰写着“中官屯”三个大字。
        与邓启祥介绍的前些年在张宅东侧搭建的小偏厦有所不同,丘宝剑于1953年10-11月间所见的小店是单独一间房,位置在原张宅之南数米处,是在南墙上用白石灰写着“中官屯”三字。原有的张家地主宅和搭建的小店,可能在盖四所楼房时已被拆迁了,后来在它的北面建起了锅炉房。
        编辑部联系四面八方,要尽快印制一批信封和信笺。经办此事的行政干事袁保诚没有注意墙上的字,在口头的语言传递中误把“中官屯”听作了“中关村”。结果,印好的一大批信封上,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的办公地址就是“中关村”了。三反之后,慑于“浪费”罪名的压力,信封只好将错就错地用。仿佛是当年行军队伍错传了一个口令,科学院的大批后续队伍就以讹传讹地往下传。半个世纪之后想当初,“中关村”毕竟比“中官屯”雅一些,我们感谢这个错误。了解北京掌故的人们,不是也都很赞赏“魏公村”比“畏吾村”好嘛,管它是有意改的还是流传中出了差错的!
        丘先生最先道破这个谜底,是他于1987年4月13日《北京晚报》上发表的短文《中关村原叫中关屯》。我剪下保留了这个“豆腐块”,顺着这条线索,1992年5月,院史研究室的有关人员去访问他,并向他索稿。他写出一篇较为详细的回忆文章,约3500字,以《中关村述往》为题,收于1992年第6期《院史资料与研究》,翌年6月13日由《科技日报》节选发表。
        丘氏所述,系其亲身经历,隔年不算久远,当事者中无人持异议,文中所述的关键情节,皆合当时的历史、地理背景,可作为“信史”。个别记误,在所难免。丘氏文中凡提及民间历史传闻之处,皆予以说明自己未做考证研究。


    “园”“村”相揖别
        北京大学,原在城内沙滩一带,教学和生活用地也极为紧张。1951年上半年,在与科学院得到大泥湾以北、清华大学以南4500亩用地的同时,北京大学得到批准的新校址是在科学院用地的南面,即大泥湾以南至农科所(今农科院)以北的地段上。
        到了1951年末,政府高层似已内定了院系调整的计划,北大将迁至燕园。1951年12月初,由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曾昭抡(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出面,要求将北大的用地与科学院用地对调。从北大方面说,这是合理的,因为新校区将与原燕大连成一片。但此议提出为时已晚,因为科学院的建设规划已经确定,作为优先重点工程的近代物理所大楼已经破土动工一个多月了。该楼建筑因核科学研究的需要,设计规格很高,耗资颇巨,改变计划势必造成极大的浪费,科研计划也会因此而拖延。地球物理所、应用物理研究所(今物理所)等整个建筑计划也都要推倒重来。
        12月7日上午,竺可桢、吴有训副院长和严济慈(院办公厅主任)、钱三强(近代物理所所长),陪同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刘皑风到建筑工地视察。
        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由清华园至近代物理所建筑新址,系钢骨水泥17米×45米五层楼,估价一百二十亿,已付70%以上,二百一十天完工,已起一个月,底脚已做好”。
        在视察过现场之后,教育部方面放弃了用地对调的原议,新议改为希望在燕园东侧为新北大扩展,要求科学院割让北面用地。此事由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出面协调。
        12月8日,科学院召开院长会议,经讨论,决定将从原来拨给科学院的4500亩中划出北面一条一千亩左右给北京大学。
        1952年,北大、燕大、清华成立三校建委会,确定用科学院的“割地”修建教职员工宿舍。第一公寓遂起焉,连片平房遂起焉,是为后来之“中关园”。
        北大迁燕大而据燕园,校区之内各处皆以“园”称,如勺园、镜春园、朗润园、燕南园等。前冠“中关”后缀“园”,时间当在中关村定名之后。
        原分为五、六甲的“中官”聚落,行政归属于保福寺乡。对中关村与中关园的前史做溯源考查,他们在沿革地理上“本是同根生”,在科学院与北大在这里划地封疆之后,才演出了“园、村”相揖别的一幕。由此而后,中关园划入了“成府”的户口薄。中关村暂时继续归保福寺乡(因此,中关村的“村民”丘宝剑才有资格去做保福寺乡的人民代表),直至后来成立中关村派出所,与乡政府之间有了户籍管理上的“城乡差别”。
        中关村,除了北面划出去中关园之外,后来是在东、南两面不断扩张的。在国家划给科学院的占用地上,分几个不同历史阶段,发展了北区、南区、保福寺区、黄庄区和东南区。在地域名称上,它们都属于中关村。中关村的历史应该从1953年写起。如果考察中关村的“前史”,除中官之外,还应把保福寺、蓝旗营、三才堂、东大院、黄庄等地全都纳入视野。
       
       
       
    小村·豆儿张·中湾
        在8月22日《科学时报》发表了“张有信口述”文章。张先生做了大量工作,掌握很多资料,这是令人佩服的。我从中也得到不少启发,应该向他表示感谢。他所提及的《成府村志》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据《北京史地风物书录》,该书的稿本成于1940年。侯仁之在所著《燕园史话》中引用该书内容时,称此书为《北京西郊成府村志》,不知是否另有稿本。金勋及其先世经修海淀园林,久住成府村,其书稿当很有价值,惜未印行于世。
        笔者无缘得窥其书稿,在《科学时报》所载的张氏口述文中,不知哪些是金氏的原文,哪些是张氏的引申发挥。因此,尽管文中有很多重要而令人心动的线索,但我还是不敢斗胆引用为立论根据。
        张文中开头即断定“中关村村址应该在北大中关园二三公寓、海淀区中关村二小和科学院第一幼儿园一带。新中国成立前,中关村是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村”,紧接下文,述“《成府村志》中关于中关村历史的记载”:圆明园的“太监们出资,在现在中关村这个地方置庄田和义地,后有一些太监死后葬在这里,并雇了看坟人,看坟人在这里繁衍生息,便成了小村。”
        既然是为圆明园的大批太监在中关村“置庄田和义地”,中关村怎可能是二三公寓、二小、幼儿园一带那么小的一块地儿?既然是由众多的看坟人在这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而成为小村,又岂能到解放前才发展到七八户?
        文中另外还引用了据说是《成府村志》里讲的故事:清末的中关村,在看坟的贫苦农民中,出了个专卖盐花豆的“钟关儿豆儿张”,他“由中关村经成府到颐和园沿街叫卖。他的喊声,让颐和园墙内散步爱吃零食的慈禧太后听到了”,“豆儿张”随后即因盐花豆的独特而受到老佛爷的赏银。
        且不说“豆儿张”是否会装满背筐,从中关村经成府沿圆明园一直走到颐和园,即便走到了,作为皇家园林重地,难道真的能允许卖豆者遛到园墙根儿去叫卖?再说墙里头,谁听说过太后老佛爷曾贴着园墙根遛弯儿?颐和园中何曾有过这种御道?
        《成府村志》即便是记有这个故事,它也应该是仅录“传闻”的一笔。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历来重视民间传说(甚至包括神话),会努力从中找出研究的线索,但绝不应把传说当作“信史”,这里必须要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工夫。
        张有信先生的另一立论是关于中关村起源的“中湾”说,谓1915年“那时从现在的双榆树一带到中关村、成府村、清华大学,每到夏天暴雨季节常泥泞不堪,人们便在这道上起了大、小、中、后四个泥湾的村名。这四个泥湾都成了村,后来中湾这个名字被中关村所代替。”
        在1953年开通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公路以前,从黄庄到今日北四环路之间并无“这道上”可言(恕笔者无知,不知后湾在何处,暂不涉及)。从成府到今日四环路之间只有荒野中的小路,亦不足道“这道上”。清华大学进城的校车,历来是沿圆明园-畅春园(路右侧后为燕大或北大)-海淀西街-海淀南街的路线向城里开去的。
        季羡林老先生1930-1934年间是在清华大学读书的。1988年,他在《燕都》上发表一篇杂文《中关村感旧》(后收于《季羡林小品》时,改题为《北京忆旧》),其中写道:
       
        将近六十年前,当我住在清华园读书的时候,晚饭之后,有时候偕一两友好漫步出校南门,边走边谈,忘路之远近,间或走得颇远。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深秋时分,我们往往走到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衰草荒烟,景象萧森,举目四望,不见人家,但见野坟数堆,暮鸦几点,上下相映,益增荒寒,回望西天,残阳如血,余晖闪熠在枯草叶上。此时我感到鬼气森森,赶快收住脚步,转身回到清华园,仿佛又回到了人间。
        计算地望,我当年到的那个地方,应该就是今天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一带。这一点我认为是可以肯定的。
       
        只要熟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黄金地段的人,都可以想见季老所说当在何处,也可以从季老叙述中得出此处并无南北通路的结论。
        1953年4月8日上午,竺可桢与吴有训两位副院长赴实地勘察院址,日记中记有:“往小泥湾、大泥湾(马路对面有人民大学的校舍)、岳王庙等地勘察院址,在大泥湾附近有不少砖瓦窑”。他们此时当是在小泥湾西侧的大路下车之后,在路东步行勘察。往西北方向是进海淀大街,往正北则无路。本年内竺可桢多次到院址建筑工地,都是取道清华园再折向西南的。
        海淀,之所以曰海曰淀,就是因为当年这一带水多。泥泞不堪之地,是无须“到夏天暴雨季节”的。再者说,“晴天三尺土,雨天满街泥”,这是老北京许多地区的普遍现象,何须暴雨,只要雨量够,有中、小雨即可见效。“泥泞不堪”,不是称“湾”之处的特有属性,更不应该因为单纯从地图所见有“湾” 字之地名,就四点连线出一条路来。
        《日下旧闻考》中,对海淀一带的景物有一处记载:“小泥洼有九华庵、养老堂。皇庄有药王庙,石道东北关帝庙二,石道西南关帝庙一”。这里所说的小泥洼,即后来的小泥湾,现属双榆树街道办事处管辖。皇庄,即今黄庄。石道,即从高粱桥通过来再伸向海淀南大街、西大街的石板路。
        另据《海淀地名志》“小泥湾”条,释文中称其“地势较低,下雨积水成洼,当地人起名小泥洼,1949年开始有居民居住,叫成了小泥湾。”这里所述改称小泥湾的具体时间似有误,但所述从小泥洼到小泥湾的变化过程是不会错的。
        该书的“大泥湾”条则说“大泥湾原称大泥洼,是一片泥塘洼地,后来叫成了大泥湾”。
        大、小泥湾之“湾”来自“洼”,中湾是“中官”的谐音,各有所本,并非一路。中关村起源问题的“中湾”说,应该缓行。
       
       
    科学城中第一楼
        历史上的中官聚落,究竟形成于何时?无据可凭,不可妄断。可以推测的是,与周边地区相比,它是“后发达地区”。无正式名称,无典籍登录,地上无重要建筑遗存,地下无重要文物出土,旧时亲历其地者,所见无非是几户农家、几多坟茔而已。
        无名之地,不毛之地,没有历史包袱,反倒在现代化进程的选择中占了先机。康熙爷在畅春园里盛赞“盖神皋之胜地”是不晓得有什么中关村的,向中关村追问悠久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乃其不可承受之重。
        对中关村前史的追溯,作为信史的时间上限,到目前为止只能认定邓启祥老人所亲历的“中官”。从行政沿革地理上说,是解放前北平市郊六区18保的五甲和六甲(后为保福寺乡的五闾和六闾)。现在中关村北区的西部和整个中关园都在其“版图”之内。今年7月28日《北京晚报》报道中已宣布找到中关村村址的结论,是过于草率了。北大中关园的二三公寓、中关村二小和科学院一幼一带,只是中官聚落西部边缘的一小块地方。
        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从户籍管理的线索,查阅解放前的有关档案,完全有可能把确认中官行政区划的时间往前推进若干年。除此之外,估计不会有更大的收获。
        退一万步讲,即使我们把为“中官”一地命名的某位中官的墓地找到了,不管他是一位朝官抑或一位太监,我们会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它,甚至也有可能把它作为人文景观保护起来,可以作为历史遗迹挂牌以示游人,然而,为它树立纪念碑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在对中关村的寻根中,对中官聚落的考察,只是寻找它的“地根”,甚至可以说,无非是要弄清中关村地名的由来。而为中关村铸就辉煌的真正力量是它的“学根”。
        从“中官聚落”向“中关村科学城”的历史性飞跃,发生在1953年。
        科学城中第一个科学建筑物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大楼,习称“原子能楼”。楼名来因是: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5月,1953年10月更名为物理研究所,1958年7月再更名为由二机部与科学院双重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
        如果打算为中关村或中关村科学园区竖碑的话,我建议树在原子能楼前。
        如果有计划为中关村或中关村科学园区建立一座纪念馆或博物馆的话,我建议建在原子能楼。
        原子能楼是中关村科学城中第一楼,动工于1951年11月,竣工于1953年底。研究所正式迁址是在1954年元月,成为中关村里科学研究机构第一家。它是科学城振翅冲霄的起飞点。如果认可“中关村科学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中关村科学园区”这条历史发展轨迹,同时也就应该把这座原子能楼视为今日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祥地。
        近代物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吴有训,迁入此楼时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后来长期担任原子能所所长)是钱三强,副所长是彭桓武和王淦昌。至1958年为止,在其麾下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科学精英,仅对1958年以前的早期人物,就可以拉出一个长名单(大致以到所时间先后为序):钱三强、何泽慧、赵忠尧、彭桓武、王淦昌、肖健、邓稼先、朱洪元、胡宁、杨澄中、杨承宗、戴传曾、黄祖洽、陆祖荫、于敏、张文裕、王承书……
        1958年以后到原子能所工作而后来成名的人物更多,只是此时该所已在北京郊区建立了“二部”,后来者不一定都在原子能楼工作过,这里就不贸然列举了。
        原子能所的重要任务是研制原子弹,“两弹一星”用金色大字为年轻共和国的历史写下了最为辉煌的一页。原子能楼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一大摇篮。
        原子能所,像母鸡下蛋一样,衍生出一大批研究机构,现属核工业总公司的许多单位,中国科学院的高能所、理论物理所、兰州近代物理所等,都是它的“后代”。
        近代物理所的成立,是在前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的基础上,再汇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各方人才而得以组建的。在为研制原子弹拚搏的最初岁月里,科学院与北大、清华曾在多方面携手合作。
        1955年1月,周恩来总理“责成近代物理所帮助北京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帮助清华大学办工程物理系,学生从全国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中择优选拔”。在中关村里现在仍有北京大学的“租界”,一是位于原子能所东北侧、归属北大管理的“技术物理楼”(为北大技术物理系师生教学科研用),一是中关村北区的19楼(为北大技术物理系师生住宿用)。
        当初,科学院之所以选址中关村,是因为它靠近清华和燕大(后为北大),北大建技术物理系又靠近中关村的原子能楼。欲知科学与教育之间的天生缘分,原子能楼可以向世人作证。
        寻根,是为了认清历史,追念前贤而激励后人。从中官聚落到中关村科学城,是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沧桑之变的缩影,是中华民族当代科学精英“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动写照。
        我们可以面对中官聚落的坟茔发思古之幽情,我们更对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光辉未来充满豪情。
        中关村以科学城和科学园区而知名于世,原子能楼以科学城中第一楼的特殊经历和对当代中国科技事业的特殊贡献,具有作为中关村历史纪念地的最高含金量。

2014-10-30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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